吾师吾徒

师傅

第一次见师傅是在十二岁那年。我路过齐齐哈尔滨建筑公司动力站看见一位个子高大的人，头戴报纸糊的高帽，胸前挂着大牌子，手敲着铮明瓦亮的铜锣，边走边合辙押韵地念叨：“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；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……”我凑过去看一眼，牌子上写着：“大地主、大土匪李文玉”，再抬头看看那人，灰黑的脸上挺拔着正直的鼻梁。

富拉尔基实在是小，几年后我跟他的儿子成为同学，又过几年，我成了他的徒弟。师傅有俩绰号，一是“李大个子”，二是“大老李”，师傅就是驼背弯腰身高还超过一米八十多。我没跟师傅提过看见他“悬崖勒马”的事，也没跟师傅探讨过地主与土匪的关系，怕有碍师道尊严。我认为，地主和土匪是势不两立，听说过穷人被迫当土匪打家劫舍，绑架地主，没听说地主改行做土匪的。我认为师傅在地主、土匪之间只能择其一，不能熊掌和鱼兼得。我也有过豁然开朗：师傅可能先当土匪，聚财后当了地主；也可能当地主破产了，索性跑到山上当了土匪。可是，这种猜测须臾就被否定，师傅在东北解放时还不足二十岁，就算当土匪的话也是个小喽啰，不可能劫财购地当地主；后一种猜测也不大可能。

在我看来师傅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，可是在汽车修理上却绝对权威，单位里随便哪辆车从门前驶过，他不抬头就能猜出来；几辆车发动起来，司机轰几脚油门，他就能判断出哪辆车的第几个缸不干活；对气门间隙，有的师傅拿塞尺还对不准，师傅不用塞尺就知道差多少道！有人说师傅眼神儿尖，可是师傅一出门就被木头墩子绊个大跟头。有人笑他：“气门间隙差几道你都能看见，那么大个木头墩子却看不见。”我知道师傅的视力很差，戴着老花镜都看不清楚图纸。

俗话说：“师徒如父子。”俗话还说：“前三十年看父敬子，后三十年看子敬父。”不论学徒选师傅还是读书选导师都至关重要。师傅和导师有名气和地位，徒弟自然也会被高看一眼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别说徒弟了。师傅和导师也要选准弟子，别让他丢自己的脸，弟子要是有了出息，师傅和导师也会跟着沾光。徒弟要是在单位当了厂长、总经理，师傅哪怕不当官也有地位；徒弟要是强奸犯，师傅也抬不起头来。我师傅有几位高徒，没当厂长、经理，在车队还是有影响的，可是，他们对师傅却不大尊敬，有的见面如同陌路，有的冷言冷语。那时，“文革”还没结束，谁愿意说自己跟地主分子、土匪“李大个子”学过徒？尽管师傅已“悬崖勒马”，被放出牛棚，还准许他带徒弟，那也没人自找麻烦。

有人跟我说，“你师傅——李大个子那小子才坏呢！”我却觉得师傅不坏，只是不圆滑，不会顺情说好话。比方说出了什么事故，别人都说几句好话，帮助肇事者开脱，师傅却总要一语中的，点出实质。

师傅年轻时脾气不好，“悬崖勒马”后收敛许多，甚至有点谨小慎微，胆小怕事。可是，这不影响师傅嫉恶如仇，不影响他对某些事看不惯，看不惯就窝在角落生闷气，这时不论谁跟他说话都不吱声。

有一次，师傅却跟一位在车队红得发紫的司机发了脾气。那天，我跟师傅修完了一辆解放牌卡车，司机让我给他擦车。我是修理工又不是擦车工，我白了他两眼，转身走了。在当时有好多人，那小子感到很没面子，恼羞成怒地拽住了我的衣襟。

“你干什么？把手撒开，还反了你了！凭什么给你擦？”没想到师傅却冲过来，掰开那小子的手。

“李师傅，没什么，我们闹着玩呢！”那小子被师傅镇住了，不过这人也真有本事，千里冰封的面孔转瞬间就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了。

我从小就呆头呆脑，满心感激也不会表白。师傅也许不需要我说什么。我知道师傅很喜欢我，许多技术性强的活儿都让我干。我也很钻研，天天下班看汽车修理方面的书，琢磨明天的活儿怎么干。刚开始时，我一出手师傅就厉声问道：“谁告诉你这么干的？”我告诉师傅是从书上看的，他就不吱声了。我知道他并不在意“谁告诉”我的，而是在意我这么干有没有根据。我随师傅到大庆八三工程的工地修了两年车，施工队的头头想进几辆车弄不到指标，托人从大庆的汽修厂采购来部件，让师傅和另一位姓薛的师傅组装汽车。两位师傅带着我们两个徒弟组装了三辆车，两辆吉普，一辆解放卡车。组装后两辆时，师傅多数时间是坐在一旁看着我干。师傅高兴时就弄点儿酒和菜，我们四人喝几杯。师傅的酒量很小，喝一两酒就得上床睡觉；他吃得也不多，越是好东西吃得就越少，总想给别人送去点儿，不知这到底是“土匪作风”，还是“地主风格”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304/54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