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师吾徒(5)

一日，弟子说：“老师，自从跟你在一起后，我变得文明了，还读了许多书。”我又惭愧了，有许多书是弟子说后我才读的。弟子身上有许多我所不及之处，他写的纪实有一种武侠风格；他对纪实选题了如指掌，谁发了什么，发在哪种报刊，可以倒背如流。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头脑的撰稿人，他编了一份“剑谱”——联络图，上面有近千位他所结交的编辑……

师徒相处久了，好像打通了血脉，聚时如手足，分别常思念。

一日，我在酒桌上对弟子说，我要走了，要离开这座城市，去杭州当老师。弟子惊诧地看着我，看着看着，泪聚眼眶。他连连问我数遍：“老师，你走了，弟子怎么办？”

杭州是个高消费城市，靠写稿养家糊口，怎么承受得了？

“北京是个广阔天地，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。”师徒难分，又不得不分离，我说。

“老师，我听你的。”

我以为，他只不过说说而已，没想到第二年真的就去了北京。

到北京后，踪啸时常打来电话问候。有一天，他告诉我已在北京买下房子，家也搬了过去。后来，又来电话说，他在北京办了两家汽车修理厂，还有一家大学生就业指导公寓。他很适合北京，或者说北京很适合他，这让我深感欣慰。

一天，一位家庭杂志的编辑打来电话：“我没当编辑时挺佩服你的，当了编辑就——更佩服了。”她曾是我的作者。我想这种恭维不必当真。

她又说：“你说吧，特稿圈里那几个驴性霸道的谁都敢骂，怎么就不骂你呢？这次笔会，有好几个作者一个劲儿念叨你，还说你是他们的恩师。”

这话我信了，那两个人一个是踪啸，一个是东升。

弟子东升

东升是2018年去世的。噩耗传来，我的心在一瞬间就被掏空了。

近两年过去，我时常想起东升。我想他时，他就活了，坐在我的对面，谦卑地称“老师”……

东升小我八岁，姓张，父母给取大号“张东生”，他自己改为“张东升”，一字之差，寓意截然不同。或许，他希望自己像早晨的太阳冉冉升起来，谁知在八九点钟的方位就不动了。我始终相信他总有一天升起来，爬上想要的高度。

那年六月，我出差广州，想起了东升，给他打个电话。这时，我在酒楼等鲍十。鲍十过去是黑龙江的作家，他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被张艺谋搬上银幕后，名声大振。在哈尔滨时，我俩没有过接触过，通过“第二渠道”——彼此的夫人传递相互的信息。几年前，我到广州办事，作家刘元举听说后从东莞赶过来看我，并约了调到广州作协的鲍十，我们见了面，实现了“邦交正常化”。

东升听说我要去肇庆，说：“老师，本该我去看您，可是今天那部书出厂，离不开。”

过去，东升说我是他的老师，我起先还更正一下，后来也就默认了，甚至还有点欣欣然。

“老师，我找车去接你！”

广州朋友要送我过去，我都没接受，还能让他找车接我？他漂泊在外也不容易，说好听的是作家，说不好听的跟打工仔也差不到哪儿去，没有户口，没有稳定工作。

东升问我什么时间到，我说和朋友吃完饭就动身。东升说，老师，把您的朋友一起带来吧，我来招待。我说，看看吧，他们不一定有时间。

我和东升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，谁介绍的已记不清了。那是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东升穿件深蓝色呢子大衣。那天是我请客。编辑招待作者是市场化期刊的惯例。不仅如此，每年还要开一两次笔会，甚至还要境外游。东升进酒店时，我已点完酒菜。我上下打量一下这哥们儿，像山里抬木头的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侠气与匪气，连百分之一的文人气质都提炼不出来。他的出现使包房里热闹起来。

散局时，东升叫喊起来：“怎么，朱老师请客？怎么能让朱老师请客呢？这也太丢长春人的脸了！不行，这顿饭我请！”

我勉强把他拉住，告诉他账已结了。他当即表示，明天打个场子，我请朱老师喝酒，今天在场的都要去。

相识之后，我每次到长春，他必请我喝酒，每次都选一个颇具特色的酒家，且不忘把我那帮白吃白喝的作者也都请来。几场酒下来，我对东升有了了解，他的人生不大顺，刚工作时在吉林一林业局的宣传部，官至副科后，却跟妻子去广东淘金。广东是天堂，东升赚了很多钱。天堂的隔壁是地狱，东升闯进去，结果钱没了，妻子也离开了他，无奈只得回长春当自由撰稿人。他又找了妻子，据说是四平铁路上的，认识他后放弃了工作，来到长春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304/54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