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君毅的大学诠释探赜(4)

最后，知本。知本是对知所先后的深化。一方面，知本即知“知所先后”为本。这是将工夫的次第相涵的原则提到了本的地位，强调了实践的当下性和次第性。故唐君毅言：“《大学》于此，乃于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之事，由小而大，由本而末，由始而终，层层加以划开，而工夫则步步加以收进，以底于当前所可遵循实践，而下手落足之处。”[1]249另一方面，知本即是知“修身”为本。修身为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本。修身作为内外工夫的枢纽，上涵格致诚正等自明明德之事。言修身为本实际上是说明明德为新民之本。这两个层次是统一的：在明明德于天下的实践历程中，既要知道工夫次第相涵的重要性，又要知道各项工夫皆以明明德为基础。

整体而言，致知三义说强调了道德认知的三个方面内容：在感通于物的活动中，应当自觉感通活动要以正当性原则为依归；在通达物之本末结构基础上，应物之事也有次第相涵的实践程序；进而自觉到各项工夫都是以明明德为基础的。

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：这里“致知”之“知”属于什么性质呢？是德性之知还是闻见之知，亦或是兼而有之。一方面，唐君毅所谓的“知”是连于性情之知，因而不能同于一般的认知。但亦不能将其理解为阳明意义的良知，因为在唐氏看来，明德才是与良知相当的范畴，“知”只是明德之用。事实上，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在《大学》的时代还尚未明确区分。唐君毅曾经将道德和知识的关系分为四种：俱时呈现的同一关系、更迭呈现的相斥关系、目的与手段的相从关系和交互并在的关系。而《大学》所言致知应属于第一种：“前文论《大学》之言致知，虽谓此知实为德性之知或良知，然《大学》亦未尝言其非闻见之知者；正以此德性之知或良知，亦通过闻见知识之知而表现，而后者仍可视为前者之立体之一面相、轨辙，而可言其无独立之存在性。”[1]278-284在《大学》中，致知之知兼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，二者是相融为一的。以唐君毅所举的事亲之例而言，通过见亲人面容憔悴而知其有病，当下即心有忧虑。在与亲人相感通的过程中，心灵不仅知道亲人生病，而且当下便知事亲的行为应“止于孝”。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呈现具有共时性，前者通过后者直接呈现，后者又开启了前者的流露。

唐君毅的致知三义说是在同朱子阳明的致知说对话中完成的。他认为朱王二人的致知说都是针对新的问题意识而发。朱子面临的问题是：如何认识未知的道德原则以及普遍原则如何应用于特殊场景中。由此朱子重视穷究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，格物致知落脚点都是穷理。阳明面临的问题是：至善原则的根源问题。阳明认为至善即是良知的本性，致知即是致吾心之良知。唐君毅认为朱王之说都有价值，但都是以自己的问题意识代替了文本的问题意识，因而不合文本原义。

虽然如此，唐君毅的致知三义说某种程度综合融通了朱王之说。从诠释模式上看，唐君毅的致知说近于朱子，都强调对至善之理的认知。朱子由于过度强调穷理，致知沦为格物的效验，失去了独立性。唐君毅则将格物限于心物感通，致知则是进一步对至善之道的自觉。这样增强了格物致知之间的联系性和层次性。从实质内容上看，唐君毅又自觉站在了心学的立场上。只不过唐氏扭转了阳明以“良知”训“知”的说法，以明德为良知，而致知作为八目工夫之一，是明德之用。这样就在坚持良知论的前提下，保证了工夫的次第性。

四、 三纲八目总释

前文论析了唐君毅的格致说。这种别具特殊的格致说与《大学》的整个思想系统是否相合呢？本节我们分析唐君毅对三纲八目作的总体诠释。

唐君毅认为《大学》的明德概念类同于孟子所言的性情心。“据《大学》之释明明德，乃以人之明德，上原于天之明命，而为一内在人心之光明之德。”[1]266-267而新民就是自明其明德而明明德于天下。止于至善指在明明德于天下的历程中，一切态度行为都能合乎至善之道，圆满实现。进而，唐君毅认为三纲领可统摄八条目。格致诚正为自明其明德，修齐治平是明其明德于天下的新民之事。“总此相续历程而说之，则整个不外始自吾人之自明其明德于其知所止之至善之前，而终于平天下之历程。简言之，即一‘明明德于天下’之历程。”[6]59在此，明德为心性本体，明明德于天下为工夫。而明明德为内圣之功，新民为外王之功。唐君毅强调的是《大学》的义理性格是：本体与工夫的统一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。不过唐君毅也批评《大学》以明德为本、天下为末，仍有内外之分，不如阳明言良知以通物为性，当下合内外之道圆融。也即是说，《大学》重在言依体起用，不重言即用见体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727/65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