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旭对大学的佛学化诠释以大学直指为中心

《大学》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，原为《礼记》中的第四十二篇。《礼记》原是汇集孔子及其后学传礼制、论礼义而阐释《礼经》经义的“传书”，隋唐之际，《礼记》由传升经，上升为儒家经典。《大学》作为《礼记》的组成部分，地位也随之提升，但汉唐之前没有别行本见世。宋之前，《大学》的注解一般见于《礼记》之中。北宋之初，《大学》已被作为独立的经书对待，并成为皇帝经筵进讲的专经。但是经学从总体上仍然沿袭着汉唐的训诂之学，谨守唐人的“正义”之法。程颢、程颐开始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作为独立的专经加以表彰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提，如《宋史·道学传序》所言：“(二程)表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与《语》、《孟》并行。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(庸)，下至初学入德之门(学)，融会贯通，无复余蕴。”(1)[元]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页。二程着手重新编定了《大学》的章次，以提供新的《大学》诠释文本，《河南程氏说》有程颢和程颐的《改正大学》文本。二程认为《大学》乃“入德之门”。二程根据其对四书的内在结构的解读，一改于汉唐的章句训诂，对四书进行了理学的诠释，构建了一个理学的四书学诠释体系。二程之后，四书逐渐成为显学。及至南宋，朱熹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绎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一起列为“四书”，他序定《四书集注》，首次将四书进行合刻，于是，中国经学史上始有“四书”之称。他又用毕生精力完成《四书集注》，在前人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做义理心性的解读，成为“四书学”的集大成者。“从唐末开始推崇《大学》等书，到朱熹作《四书集注》，经过几百年的努力，《四书》逐渐成为儒经中最重要的经。而《四书》之中，《大学》又是最重要者，是朱熹用力最多的书。”(2)李申：《朱熹的儒教新纲领》，任继愈主编：《“儒教问题”争论集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37页。

佛教从东汉传入到隋唐兴盛，尤其是中唐以后，儒、道、释三教(学)并立的平衡被打破，出现了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，皆归释氏的局面。面对佛教的强势挑战，韩愈重振道统，推崇《大学》，李翱重视《中庸》，开始以心性论的眼光重新审视原始儒学，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的先声。伴随着宋明儒学对地位日益提升的“四书”经典义理心性的诠释，亦出现了一些以佛释儒的学者和高僧。尤其是明中叶之后，阳明学大盛，其某些理念与禅学“悟性为宗”等说法亦有相通之处，笃信佛学的一些学者和高僧，以释家义理及其思维方式诠释和注疏儒家经典，作为“明末四大高僧”的智旭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，其儒释融通的创作有《周易禅解》和《四书蕅益解》等。学界对《周易禅解》的相关研究颇多，但对其所著的《四书蕅益解》则关注较少。《四书蕅益解》主要是借用佛教的义理来诠释儒家经典，其中的《大学直指》就是以“助显(佛教)第一义谛”(3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武汉：崇文书局，2015年，第1页。作为诠释动机，将儒家《大学》的义理与佛教教义联系起来加以创造性解读与诠释，这与儒者代表朱熹王阳明等人对《大学》的诠释相比，有其佛教化的理论独特性，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其借助儒释贯通来弘扬佛教的旨归。

《大学》开宗明义章便涵括了《大学》的总脉络，朱子曰：“篇首三言者，《大学》之纲领也。”(4)朱熹：《四书或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9页。纵观《大学》的诠释史不难发现，想要对《大学》做出清楚的诠释与解读，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。第一方面是《大学》的版本问题；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三纲领、八条目及其关系，也就是《大学》的诠释思想及义理问题；第三个方面是《大学》的作者及学派的归属问题。鉴于智旭在第一、三问题并无多少涉及，本文主要考虑从第二个方面入手，即《大学》中的“三纲领”和“八条目”来发掘智旭《大学》诠释的理论价值与诠释意义。

一、思想背景与学术渊源

(一)儒释融通的文化语境

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，佛教为了谋其自身的发展与地位的巩固，一直试图与儒道二家相依附。在唐末五代复兴儒学的过程中，儒释交融逐步升温，及至北宋，则蔚然成风，佛儒之间的互动转化颇为频繁。《宋史·吕大防传附弟大临传》中说，“今大道未明，人趋异学，不入于庄，则入于释。”(5)[元]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第页。佛儒融合呼声益高，儒士参禅，几乎成为士林中的普遍现象。道士张伯端著有《悟真篇》，阐述了三教一理思想，主张儒、佛、道要“混而同归”。宋代高僧契嵩“尝作《原教》、《孝论》十余篇，明儒释之一贯，以抗其说。”(6)释契嵩：《镡津文集》，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：《中华大藏经》(汉文部分)第79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第778页。这也间接表明了儒释之理的可融通性。宋代天台宗僧人智园，自号为“中庸子”，喜欢读周孔扬孟的书籍，并宣扬“三教同源”“宗儒为本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夫儒释者，言异而理贯也，莫不化民……”(7)释智圆：《中庸子传》上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(第八册)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0年，第289页。宋代理学家代表朱熹也曾深受释家的浸染，他说：“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。禅、道、文章、楚辞、诗、兵法，事事要学。”(《宋元学案·晦翁学案上》)(8)[清]黄宗羲原著，[清]全祖望补修，陈金生、梁运华点校:《宋元学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843页。十几岁时，父亲临终前叮嘱朱熹：“籍溪胡原仲、白水刘致中、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，吾所敬畏。吾即死，汝往事三人”(《宋元学案·晦翁学案上》)(9)[清]黄宗羲原著，[清]全祖望补修，陈金生、梁运华点校:《宋元学案》，第1504页。，要朱熹拜胡宪为师。由于胡宪好佛老，朱熹又跟他从学时间最长，所以，朱熹也涉猎过许多的佛道方面内容，其中有《华严经》《四十二章经》《楞严经》《心经》《圆觉经》《大般若经》《传灯录》等。可见朱熹“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之经传，遍交当时有识之士，虽释老之学，亦必究其归趣，订其是非。”(《崇安县新志》卷二十二)除此之外，当时士人阶层中谈禅之风也十分的盛行，程颐说：“昨日之会，大率谈禅，使人情思不乐，归而怅恨者久之。此说天下已成风，其何能救？”(10)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223页。认为各家学派中“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”(11)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第223页。，以至“今则人人谈之，弥漫滔天”(12)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第3页。，“终无有不入禅学者”(13)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第171页。，可见佛学已成为儒家士人阶层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要内容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727/66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