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旭对大学的佛学化诠释以大学直指为中心(2)

及至明代阳明心学兴盛，佛教进入了发展平缓期，晚明时期儒释融合视域更趋明显。圣严法师在其《明末佛教研究》自序中说：“明末佛教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，有其重要的地位，上承宋元，下启清民，由宗派分张，而汇为全面的统一，不仅对教内主张‘性相融合’，‘禅教合一’以及禅净律密的不可分割，也对教外的儒道二教，采取融通的疏导态度。”(14)圣严法师：《明末佛教研究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页。智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思潮中，试图以佛释儒，以此来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。除智旭以外，“明末四大高僧”的另外一位憨山德清主张“三教合一”，他曾说过：“为学有三要，所谓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；不精老庄，不能忘世；不参禅，不能出世。此三者，经世出世之学备矣。”(15)憨山大师著述，曹越主编，孔宏点校：《明末四大高僧文集·憨山老人梦游集下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年，205页。他对《大学》之解读可见于其《大学纲目决疑》，此处不再赘述。

(二)由儒入佛的治学背景

蕅益智旭(1599-1655)，俗姓钟，字蕅益，为“明末四大高僧”(16)关于“明末四大高僧”指的是云栖祩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、蕅益智旭。其中云栖祩宏被认为是明代中兴净土的宗师，而蕅益智旭则在佛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极有影响的发展。之一，被尊称为净土宗九祖，其核心思想主要受天台宗的影响。智旭在《灵峰宗论》的《八不道人传》中说：“古者有儒、有禅、有律、有教，道人既蹴然不敢；今亦有儒、有禅、有律、有教，道人又弗然不屑，故名‘八不’也。”(17)蕅益大师著，于德隆、徐尚定点校：《蕅益大师文集》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453页。后人名其为“八不道人”由此而来，这段话也间接表明了智旭思想中具有的儒释互参的特色。智旭早年多学习儒家经典，12岁时“就外傅，闻圣学，即千古自任，誓灭释老。开荤酒，作论数十篇，辟异端，梦与孔、颜晤言。”(18)蕅益大师著，于德隆、徐尚定点校：《蕅益大师文集》，第453页。至17岁时，“阅《自知录·序》，及《竹窗随笔》，乃不谤佛。取所著《辟佛论》焚之。”(19)蕅益大师著，于德隆、徐尚定点校：《蕅益大师文集》，第453页。22岁开始，“专志念佛，尽焚窗稿二千余篇”。(20)蕅益大师著，于德隆、徐尚定点校：《蕅益大师文集》，第453页。其后，在佛法上不断精进，写了很多佛学著作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《灵峰宗论》，汇集了他的主要核心思想。47岁时，著有《周易禅解》，及至49岁时，撰《四书蕅益解》，此书包括智旭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这四部经典的解读。智旭在《四书蕅益解重刻序》中，涉及到了他对“四书”及儒家的态度：“《四书》者，孔门上继往圣，下开来学，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，俾家国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，而其旨同；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诚可谓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’，万世师表，百代儒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慎独、克己复礼、主敬存诚。”(21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3页。由此可见，他对孔门之学的理解，多以《大学》作为立论根基，如所提及的“明明德”“格物致知”等等。智旭在《四书蕅益解》中表达了自己诠释“四书”的动机和原因，他说：“维时彻因比丘，相从于患难颠沛，律学颇谙，禅观未了，屡策发之，终隔一膜。爰至诚请命于佛，卜以数阖，须藉《四书》，助显第一义谛。”(22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1页。此外，智旭在《周易禅解自序》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：“吾所由解《易》者无他，以禅入儒，务诱儒以知禅耳。”(23)蕅益大师著，于德隆、徐尚定点校：《蕅益大师文集》，第630页。由此可见，其根本的理论出发点还是为了佛教的发展。

二、“大学”：“心”与“觉”

《大学直指》属于智旭所作《四书蕅益解》的一部分，关于为什么取名为“直指”，智旭在《四书蕅益解》中说：“解《庸》《学》者曰‘直指’，谈不二心源也”。(24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页。也就是说，智旭想借用对《大学》的诠释，言谈如何达到直指本心的目的。智旭解“大学”，片刻不离其作为心法的重要功能。其在后文中又补充说：“夫圣经，天下国家之心要也；《大学》一书，又诸经之心要也”。(25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3页智旭对《大学》的重视与儒者有相似之处，如宋明理学家对《大学》切于日用立德的功能做出肯定，程颐说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”(26)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87年，第1页。朱熹认为，“是以是书(《大学》)之规模虽大，然其首尾该备，而纲领可寻，节目分明，而工夫有序，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”。(27)朱熹：《四书或问》，第11页。佛教讲“出世”与“轮回”，故而有“世间”与“出世间”的区分，儒家则不涉及这个问题。智旭虽为僧人，但他并不否定《大学》对世间的重要作用，认为“《大学》一书，世间法之总持也”(28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3页。。意思是说，《大学》作为提纲挈领性的文本，是修持世间法的要诀所在。而朱子所指陈的《大学》“教人之法”是与人之“仁义礼智之性”密切相关陈，即“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与之仁义礼智之性矣”(29)朱熹：《大学章句序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页。。也就是说，“仁义礼智”是朱子乃至儒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，而作为从异域传来的佛教，其本身并没有与儒家这一部分直接对等的内容，故而撇开不谈，智旭也是如此。智旭对“大学”二字做了其独特化的阐释：“大者，当体得名，常遍为义。即指吾人现前一念之心……学者，觉也。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故名‘大学’。”(30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5页。“大”之为“心”，学之为“觉”，是“大学”二字的立论核心。心之为大，觉之为学，“大”在智旭看来为“本觉之体”(31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5页。，“学”为“始觉之功”(32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5页。。“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；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；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”(33)蕅益著，江谦补注，梅愚点校：《四书蕅益解》，第205页。“大”和“学”一为性一为修，性和修相生不二，圆融一体，体用之间不可分割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727/66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