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记大学格物致知新解

一、“格物致知”之传统阐释

“格物”为《礼记·大学》“八条目”之始，历代已有多种注解。东汉郑玄训“格”为“来”，又曰：“其知于善深, 则来善物。其知于恶深, 则来恶物。言事缘人所好来也。此致或为至。”(《礼记正义》)。郑玄的解释偏向德性论，“知善知恶”注重内在修养的重要性，“致知”先于“格物”。宋代朱熹训“格”为“至”，“格物”即“穷至事物之理”。朱熹认为《礼记·大学》对“格物致知”的阐释已经佚失，故作《格物致知补传》如下：

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(《四书章句集注·大学章句》)

朱熹的解释偏向知识论，“格物”为向外求取事物之理，“致知”同时实现了明理与明心，“格物”为“致知”的前提。

明代王阳明反对朱熹的解释，认为其“务外遗内”(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)，“纵格得草木来,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？”(《传习录下》)。王阳明训“格”为“正”，“格者，正也，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恶之谓也。归于正者，为善之谓也。夫是之谓格。”(《大学问》)王阳明认为“格物”就是以本心之良知去端正事物，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(《传习录下》阳明“四句教”)；“致知”即是“致吾心之良知”：“致知云者，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”(《大学问》)王阳明将“格物致知”的方向扭转向内，以本体之自明为要。

王阳明与朱熹在对“格物”的理解上分道扬镳，后世儒者多赞同阳明的修养论进路，反对朱熹的知识论进路。晚清章太炎先生在《致知格物正义》一文中认为朱熹“穷至事物之理, 则是集众技而有之，于正心、修身为断绝阡陌矣。”冯友兰也批评朱熹的“格物致知补传”“以智识底知识求之，实乃南辕北辙”。①新儒家开山人物熊十力在“致知”上赞同阳明“致良知”的观点，进而从本体论上说明“性智”只能“逆觉体证”。熊先生在“格物”上也认可朱熹的知识论之横摄取向，这样既保存了价值，又不拒绝知识，是对二者的综合。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重新回到了“格物致知”的修养论阐释，认为“致知”就是回复良知，虽然本体是至善的，但良知易为习气所遮蔽，“格物”就是“复”的工夫，即是诚意正心。

《礼记·大学》之“八目”与《礼记·中庸》之“九经”都是从“修身”到“平天下”之开展，二者可以对照：
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(《礼记·大学》)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、尊贤也、亲亲也、敬大臣也、体群臣也、子庶民也、来百工也、柔远人也、怀诸侯也。修身，则道立。尊贤，则不惑。亲亲，则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，则不眩。体群臣，则士之报礼重。子庶民，则百姓劝。来百工，则财用足。柔远人，则四方归之。怀诸侯，则天下畏之。(《礼记·中庸》)

《礼记·大学》之“八条目”有“往复言之”，《礼记·中庸》亦然：

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：反者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

从《大学》原文逻辑来看，“格物致知”是“诚意”的前提。对照《中庸》“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”，可知“格物致知”之原义当为郑注之“知善知恶”。《礼记·乐记》曰：“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”此即《礼记·大学》之“知至而后意诚”，因为本心之“好恶”即是“诚意”，所以“格物”本义即是郑注之“来物”。郑玄、王阳明等人对“格物致知”之德性论阐释(善恶、好恶)当为确解。按照郑注之逻辑，阳明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当为“知善知恶是格物”。阳明“四句教”之三曰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，“良知”与“格物”也有内在的关联，郑玄之“知善知恶”不是知识论，而是“体知”层面的德性论。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727/66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