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记大学格物致知新解(5)

《尚书·吕刑》之“师听五辞”对听取当事人的供述极为重视。孙星衍疏曰：“五辞即五听也。”据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记载：“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：一曰辞听，二曰色听，三曰气听，四曰耳听，五曰目听。” 郑玄注：“观其出言，不直则烦；观其颜色，不直则赧然；观其气息，不直则喘；观其听聆，不直则惑；观其眸子视，不直则眊然。” 这就是所谓以“五听”断案，说明“五听”确有应用于西周司法实践之中。春秋时也有类似的记载，《荀子·成相》中有“五听修领”，杨倞注曰：“五听，折狱之五听也。”古人运用“五听”决狱的具体案例在南宋郑克所著《折狱龟鉴》中多有记载，如：“郑子产闻妇人哭，使执而问之，果手刃其夫者。或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子产曰：“夫人之于所亲也，有病则忧，临死则惧，既死则哀。今其夫已死，不哀而惧，是以知其有奸也。”③儒学认为“听”是一门高级的艺术，孔子六十岁才达到“耳顺”，孟子善于“知言”。“五听”做到了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诉讼的细微情形，但前提是主体必须有足够的修养，所以“听讼”不止是方法论，也有修身主体之心性本体的维度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大畏民志”即是“知本”，“知本”以“诚意”为本，还要进入具体的方法论。“听讼”在面对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时，要去权衡取舍，这就是“格物”之“执两用中”。《论语·颜渊》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！”《论语集解》孔安国注曰：“片犹偏也，听讼必须两辞，以定是非。偏信一言，以折狱者，唯子路可。”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将“片言”与《尚书·吕刑》“明清于单辞。民之乱，罔不中，听狱之两辞”中的“单辞”联系起来，将“片言”解释为“单辞”。先且不论孔子是在称赞子路还是在责备子路，都说明“片言折狱”是不可取的。“听讼”必须兼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，这是做出判决的基础，否则不可能仅凭借主体的修养就知晓如何判决。《管子·君臣上》曰：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，合而听之则圣。”汉代王符《潜夫论·明暗》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”唯有本体与工夫相结合，才能在“听讼”中做出公正的判决，陆象山观杨简“听讼”而使后者明白何谓“本心”(心自知)。

但是，单靠完善法制或者礼乐教化能否达到“无讼”的效果呢？有时显然是不行的。《荀子·宥坐》记载：“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”(并见于《孔子家语·始诛》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《说苑·指武》)，这就不是“德化”的方式。事实上，儒家在倡导礼乐的同时，从来没有放弃刑罚，《礼记·乐记》以“礼乐刑政”四者并重。《礼记·月令》曰：“(孟秋之月)决狱讼，必端平。戮有罪，严断刑。天地始肃，不可以赢。”“中”之智慧没有任何教条，对于社会影响恶劣之案件，儒学也主张以严刑速决来实现刑罚之“中”。

历来对儒学“无讼”的道德阐释弱化了其方法论意义，有的更把中国传统法制缺失与民间“息讼”“厌讼”的风气归罪于儒学，认为儒学阻碍了法律本身的发展，是古代法学落后的主要原因。儒者反对邓析等人为了谋取私利而去“兴讼”，但也绝不主张“禁讼”“息讼”“止讼”，更不是和稀泥，企图以道德教化来包办一切。儒学不是主体暗箱操作的道德乌托邦，而是有严密工夫体系的“文理密察”的哲学。

《大学》古本对“格物致知”的阐释并未缺失，从顺序上看，就是“听讼”一章。“听讼”是“执两用中”的实例，“知本”即是通过公正的判决从心意之始入手来使民众心悦诚服，以达成儒学“无讼”之理想。从“听讼”来实现“诚意”，就是用刑罚的例子来说明“格物致知”，符合《礼记·大学》原文之逻辑。《礼记·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结合了修身之本体与工夫，代表着儒学“执两用中”之德性论和知识论双重进路，综合了朱熹与阳明的阐释，是一种整全性认知模式。

注释

① 冯友兰《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》，原载《燕京学报》1926年第1期，收入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49-59页。

② 清华简《保训》载曰：“昔舜久作小人，亲耕于历丘！恐求中，自稽厥志，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!厥有施于上下远迩，迺易位迩稽，测阴阳之物，咸顺不扰。”

③ 郑克《折狱龟鉴》卷五《察奸》“子产闻哭”，又见于《独异志》卷一)。

[1] 冯友兰.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[C].三松堂学术文集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4.

文章来源：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（自然科学版）》 网址: http://www.qqhedxxb.cn/qikandaodu/2021/0727/665.html